- 中文名
- 巴比特
- 作 者
- 辛克莱·刘易斯
- 类 别
- 小说
- 原作品
- Babbitt
- 首版时间
- 1922年
- 国 家
- 美国
- 字 数
- 330千
内容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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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特是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商人，过着富足而又平板的中产阶级生活。然而作为一个人，他受到虚空的袭击，于是企图寻找另一种“真正的生活”。为此，他外出漫游，尝试过一种玩世不恭的生活，甚至染上了革命情绪。但巴比特又没有勇气去承受接之而来的社会冷落，于是，他重新投入了家庭生活和商人生涯的怀抱，在小说的结尾，巴比特将希望寄托在他的儿子身上……作者通过巴比特这一形象，把唯唯诺诺而又沾沾自喜的美国人的特性拒绝得淋漓尽致。“巴比特”这个名字从此成为鼠目寸光的庸俗市侩的同义词。
写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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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进步促进了工业生产飞快发展，消费行业控制了美国的经济，美国成了世界强国。随着美国经济的这种变化，社会结构和国家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工业增长带来了商业繁荣，白领中产阶级数量急剧增加，控制了官僚政治和公司以及分配与市场的日渐增大的功能。除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外，美国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节俭、勤劳为特征的清教主义式生活方式已趋于没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宣扬享乐与满足的消费享乐主义为特征的新的生活方式。 [2]
进入20世纪后，中产阶级逐渐放弃了清教传统，摒弃了节俭自律的生活方式，以“娱乐道德观”代替了“行善道德观”，享乐主义成为生活信条。正如贝尔所说“文化不再与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有关，它关心的是如何花钱、如何享乐”中产阶级代表巴比特的生活正是一幅大众文化的写实照。以他的休闲方式为例，小说中多次出现“电影”，这俨然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产物，“据统计，1919年，美国人花在娱乐上的费用约为25亿美元，到1929年达43亿美元，其中用于电影、戏剧和体育等的占到21%。”巴比特一家热衷于看电影，“每星期至少去看一次电影”。巴比特喜欢看光腿美女、西部片或警匪片，这类题材恰好符合中产阶级的消费心理，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却能够获得娱乐效果、满足心灵享受。大众文化除了为中产阶级带来丰富的娱乐样式，更重要的是间接培养了中产阶级的欣赏品味。中产阶级愈来愈按照大众文化的要求去打磨自己，把自己变成绝对的大众文化人。 [3]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沾沾自喜、自鸣得意的心态在美国油然而生。罗伯特·莫斯特·洛维斯这样描写这种心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为是我们做的。我们所有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所有的政治家都是纯洁的，所有的商务活动也都是诚实的。我们的国家是自由、宽容、布满机遇以及充满正义的国家。”美国人为自己的国家以及享有的自由感到无比自豪。他们把自己的国家看成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由于盛行沾沾自喜、自鸣得意的心态，实利主义也风行一时。每个人似乎都成了拜金主义者，全都热衷于赚钱发财。同时，他们还乐于炫耀他们的资产。拥有现代化消费品变成了某人所处社会地位的象征。这已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再者，随着注重生产阶段向注重消费阶段的转化，注重生产阶段的一个主要特征—个人主义变成从属于集体主义。加入一个队、成为某一群体的一员变得尤为重要。这些社会现象合在一起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讽刺时机。 [2]
人物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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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书，作者集中笔墨塑造了巴比特这个“普通人中的一个”的形象。巴比特一睁开眼，立刻就被商业化的美国所包围：唤醒他的是一个造价不菲的最新式样的闹钟，闹铃的声音甚至模仿美妙的教堂钟声，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并不是提醒巴比特去敬拜神圣的上帝，而是催他起床去挣钱，或敬拜财神。在他这个时代，精神已被物质所取代。接下来巴比特陷入了尘世间一个又一个繁琐的决定中。戴眼镜、穿衣、梳头、洗脸，这些本是人人每天经历的再简单不过的过程，却让巴比特煞费苦心:他的装扮必须符合他的殷实公民的身份，必须体现他是一个体面的标准公民。而他的洗漱过程，则仿佛是对他所拥有的豪华浴室的展示，以及他对全靠自己养活的不知感激的一家人的抱怨。看到这里，巴比特琐碎、空虚的生活状态简直到了令人同情的地步。 [1]
巴比特在生意上小有成就，起初他还对通过奋斗多年所获得的经济地位很是自得，然而随后隐隐觉得他的生活中缺了点什么，他本能地想去寻找。他发现本应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的教会竟沦落成“商会”，已不能给他精神上的安慰。巴比特试图从他的社交生活和朋友中获得乐趣，末了却对那些和他一样平庸自满的商人朋友不胜厌烦。 [1]
巴比特毕竟只是一个平庸的普通人，他无力走出自己内心的空虚，他的反叛也显得那样软弱和可笑。他企图用婚外恋来逃避乏味的家庭和生活，企图退隐到大自然中去，这些都注定不会成功。而在政治上，当他企图反叛他的阶级，为争取正当权益的罢工组织说几句公道话时，他的叛逆立刻就让“商业同盟”感到了恐惧。巴比特一个人的力量无力抵抗“商业同盟”对他的围攻，在面临被驱逐出那个阶层的威胁时，他别无他路，只好重新返回他原来的商业圈，继续扮演商业社会的标准公民的角色。 [1]
巴比特只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当代美国，还有千千万万像巴比特这样在势利上无比热衷，在思想和精神上充满困惑，在文化和知识上茫然无知的人。巴比特不仅仅是刘易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一个群体，是一种现象。巴比特本人就是当代美国盛行的实利主义及商业主义等思想的集合体。
作品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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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巴比特》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商业文化的经典之作。它使人看到了那个时代美国的物质崇拜，看到了商业文化怎样发展和风行起来，看到了美国文化与商业文化有着怎样的渊源。它还使我们看到了商业文化走向异化后的种种弊病，看到了发生在那个年代末期席卷美国及至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的部分起因。
在《巴比特》中，辛克莱·刘易斯以小城泽尼斯为例，首次披露了美国整个国家都盲目遵从标准化与一致性。所有的戒律和道德准则都标准化了。人们必须遵守它们以成为标准公民，从而使自己变成一群头脑空空、完全丧失个性的人。“他们唯一的存在就在于群体中，自然而然要为群体的清规戒律而奋斗拼搏。除了标准化及与人一致之外，他们不可能有别的东西，因为他们个性的源泉已经干涸了。”一旦离开群体而生活，他们就会感到不安全、不稳定。这样一个阶层的价值标准左右着其他人。如果有人想在这社会中生存下去，他就必须抛弃他原有的价值标准和处事态度，与大众的价值标准保持一致。他将变得更加毫无保留、更加坦率，最后趋于失却所有的个人观念而与其他“队”员享有一样的东西。他必须遵守社会规则，从而与人们的期望相符，因为每个人都在这么做。不然的话，他就会受到孤立。 [2]
辛克莱·刘易斯在小说中讽刺并抨击了这一社会现象。他把乔治·福·巴比特及其同伴成功地塑造成这一社会现象的典范。泽尼斯，即巴比特及其同伴们的居所，是个彻头彻尾的标准化城市。由于巴比特住在泽尼斯，属于泽尼斯，所以他无疑就会被局限于与人保持一致的阵营内。书中大部分情节中，巴比特都是个十足的标准公民和传统观念的遵奉者。他必须做个标准公民、遵奉传统观念、憎恶波希米亚主义、忠于共和党，同时反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及激进主义。他还必须是个标准商人，工作勤勉、努力赚钱，使生活更加美好。他也必须做个标准父亲，对孩子要慈爱有加。甚至连他的私有物品也是标准的，应该足以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成功商人的身份。巴比特还是个传统观念的遵奉者。他没有任何主观创造性及独特的思想，所以，要他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简直比登天还难。他所有的思想和观点都和其他人一样。如果其他人没有给他提供思想和观点，他就丧失了他雄辩的口才。因此，他的政治是集体的政治，民众的政治，而他的信仰则是一种不带任何主观主义的公共惯例。他的所思所感正是其他人的所思所感。所以，他的所有活动都是同其他人分不开的，同时也得到其他人的证明。他的声望及事业都与其他人的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可以把他推向荣誉的顶峰，如选举他当促进会俱乐部的副主席、推举他在泽尼斯房地产委员会上发言，而这也确实使他出了些名。同时，他们还能把他驱至孤独与没有朋友的地狱以及提心吊胆、优虑如焚的牢囿。因为他的生命线——生意已受到威胁。马克·斯柯勒把巴比特这一形象归结为：“他自己全然不是个创造者，他的成功依赖于社会关系。他没有控制权，只有通过参与而使自己平安无事。他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大肆吹嘘、大声吹棒，为整个群体大唱赞歌、大声叫好，嘲笑所有的不同论点，否定所有的不同意见—只是和众人一起往前爬行而已。”所以，标准化和一致性是一种很强的社会习惯。任何人都不可能摆脱它们。诗人琼·弗林克只能在喝得烂醉的时候才能透露出他那已惨遭挫败的抱负。推销商保罗·赖斯林全然的反抗却只招致谋杀妻子的罪名，并因此银挡入狱。巴比特也试图逃离群体，用自己所喜欢的方式生活。于是，他便开展了一系列反抗性的活动。他比家里其他人早几天跑到缅因州去，好让自己快活几天。他还和指甲修剪师调情，跟一个寡妇做爱，还与波希米亚人瞎混、跳舞、喝酒、性交。他甚至变得有自由主义倾向。然而，就算他的朋友们能容忍得了他与妇女调情及狂喝滥饮，但是，他们也绝对受不了他哪怕是很温和的自由主义思想。于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以使他回心转意。他们劝他参加“优良公民联盟”。他对此加以拒绝，却遭到朋友们的全然孤立。他似乎还失去了他曾为之洋洋得意的所有声誉。一年一度的市商会午餐会上不再邀请他发表演说，不再邀请他去参加奥维尔·琼斯举办的打牌晚会。每个人都在低声议论他。更糟的是，他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由于迷了途，他将在生意上失去很多。巴比特被置于如此不利的境地。每个人，包括他的妻子都站在他的对立面。他已无力承受这种压力。事到如今，他已别无选择，只得与其他人妥协，向一致性举手投降，回到他的朋友们当中。他再次变成标准化和一致性的楷模，既赢回了朋友们的爱戴和尊敬，又赢得了自尊。 [2]
标准化和一致性是当时的一种不良社会现象。像巴比特这样的人根本无法摆脱它而只能追随它，这就是为什么曾有意成为自己的巴比特最终却完全失败的原因。虽然他向儿子说明了这一点，希望他儿子会比他做得更好，但对他自己来说，他想逃脱的努力已完全失败。辛克莱·刘易斯在此以巴比特的经历作为例子，有力地攻击了标准化与一致性。它们的势力如此之强以致成了人们的精神枷锁。有些人受其束缚却毫无感觉，反而乐在其中，其他人呢，虽然意识到这令人讨厌的限制，却又无路可逃，只好忍受着。这正是辛克莱·刘易斯的抨击目标之所在。 [2]
其次是利润或利益原则成了带普遍意义的指导原则通行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品的主人公巴比特在业务和生活交往中忠实地奉行这个原则。在业务上他有一个长期的伙伴泽尼斯公交公司，双方维持长期业务关系的根本原因是利益。巴比特先是借公交公司的名义购下了金莺谷高级住宅区的地皮（见第四章第四节），从中赚了一大笔；后来又是公交公司的头头把林顿大道公交线路要向前延伸的消息提前告诉了他，使他能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前在那一块地方低价抢购地皮，不用说又能赚上一笔；再后来公交公司要在郊区兴建修车厂，跟巴比特发生的地皮纠纷，又是了无声息地解决了，只是随后巴比特和公司头头的账户上各自增加了几千美金。在社交生活中也是如此。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和利益就积极交往，逢迎巴结；反之就敷衍，就回避，甚至拒绝，这样的例子在作品中是很多的。比如巴比特对利特菲尔德和多普尔布劳这两位邻居完全不同的态度，比如巴比特的会友们在巴比特出名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 [4]
一次大战后社会繁荣的现象之一便是实利主义在美国的流行。当然，这一点也逃不脱辛克莱·刘易斯敏锐的观察力。通过巴比特这个典型人物，辛克莱·刘易斯揭示了一个沉溺于商业主义和实利主义的国家。在这块物质富足的土地上，金钱与富裕成了最重要的东西，而真诚、真理、神圣则退居次要地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用金钱和财产来衡量的。只要你富有，你的社会地位便高，你也就会受其他人的敬慕，成为一个人人都想与你交往的人。在这种情势下，人人都挖空心思去赚钱，而要达列这一目的，生意兴隆便被当作一条最好的捷径。主赚钱这一动机驱使下，商人们甚至把商业道德弃置一边而不顾，贿赂、欺骗、威吓、共谋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巴比特为什么冒险和一个投机商做生意，逼迫房屋出售者以低价卖出房子而从中嫌取佣金的缘故，而通过支持卢卡斯·普劳特竞选泽尼斯市市长，他接受了一条秘密信息作为回报，这又为他点得了一大笔收入。难怪巴比特会被他的伙伴之一谴责为“不诚实的人”。 [2]
泽尼斯的人们热衷于实利主义及商业主义，但在文化上却有很大的局限性。几乎没有一个人被描绘成是真正的学者。以巴比特为例，他是个无知的人。“除了知道善于投机的营造厂商那几种房子式样以外，他对建筑一窃不通；除了懂得曲径的功用、草地、以及六种常见的灌木以外，他对园林景观也是一窃不通；甚至连最普通的一些经济学原理，他也还是一窃不通。”他对警力、教学等等都一无所知，更为可笑的是，身为房地产商，他居然对一所居室至关重要的卫生设备也一无所知。他把没有燕尾的晚礼服叫做“塔克司”。尽管他很欣赏一切机械设备，却对它们所知甚少。他的阅读面极窄玉最喜欢的文学和艺术仅仅是（鼓吹晚报）上面的连环画，上面记录着这类平庸琐事，如“马特先生向杰夫先生扔臭鸡蛋，妈妈用拼面杖来教训爸爸别说粗话。”他的卧室中确实有一张英国狩猎图的复制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音乐和画画真有兴趣，而只是因为这是大多数住在芙萝岗的家庭中都有的装饰品。他结婚时收到的礼物——三本书籍，以及客厅中摆放的钢琴也都是装饰品，而非有用之物，因为在所有的家庭成员中，只有年仅十岁的小婷卡才读过那些书、弹奏过那架钢琴。如此文化局限只能导致个人乐趣的局限。可悲的巴比特在寻找乐趣方面简直不知所措。他觉得自己和太太之间没有真爱；和朋友们则缺乏理解。他甚至没有一种自己真正全身心投入的嗜好。虽然他很热切地寻找娱乐和消遣方式，可他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娱乐和消遣。文化局限加剧了像巴比特这样的人的头脑空虚，而由这些头脑空空如也的人们组成的社会就只能是空洞的社会。 [2]
在大众文化的消费对象中，青少年所占比重在逐渐增加，因大众文化能带给人们感官上的愉悦感受，更迎合青少年追求快乐、刺激的个性。小说中出现的三个青少年分别是特德，17岁；婷卡，10岁；尤妮斯，17岁，在他们身上大众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更深远、更广泛、也更彻底。婷卡要求至少要和别的女孩一样，一周看三次电影；尤妮斯则除了有关电影明星的年龄和报酬之外对其他的数字一律不感兴趣，并且潜心研究各种电影杂志，关注明星新闻；特德唯独对汽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都是在大众文化氛围中成长的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由此我们可以察觉到刘易斯更关注青少年的发展，对美国未来表示担忧。这一代人从小就植根于大众文化的土壤中，空气中也无处不存在大众文化的气息，他们身上已然没有昔日父辈们的传统，他们能否担当起今后的重任，能否继续实现当初美国的梦想，这些忧虑都隐含于刘易斯的字里行间。尽管刘易斯对美国现实进行深度甚至是无情的批判，但是正如他所说，在他自己看来“美国永远是希望。他爱美国，但是不喜欢它，因为它仍旧不过是希望”。他不愿意看到美国的希望消失于大众文化中的下一代身上，他更不愿意看到他“爱的美国”在轰轰烈烈的大众文化中演变成一出闹剧，刘易斯运用他所擅长的言语将他的忧虑传递给大众，以此来引起大众清醒的自我认识。 [3]
虽说文化局限是个次要主题，但也加强了小说中辛克莱·刘易斯对社会的批判力，而对社会的批判正是辛克莱·刘易斯小说的主题。 [2]
在小说《巴比特》中，辛克莱·刘易斯最成功的抨击之一便是出色地描绘了一种被称为巴比特们的中产阶级商人的形象，而他们的代表人物便是主人公巴比特。巴比特们于是成了中产阶级市侩阶层的代名词。辛克莱·刘易斯尽可能生动地描写了他们的生活，并揭示了诸如自鸣得意、势利与虚伪等他们固有的特点。 [2]
像巴比特这样的巴比特们在某种意义上说缺乏自知之明，而自鸣得意即是他们的一个显著特点。生活在泽尼斯这样的小城里，他们为自己的小城感到无比自豪，相信泽尼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它完美无瑕，全世界都得效仿它。无疑，它有光辉灿烂的前景，而所谓泽尼斯精神——“为胜利而斗争的决心”鼓舞着它的居民们。他们也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而他们作为这样的一个完美无缺的名城的居民则是好公民，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在这个城市里，“男人威武豪放，女人温柔娴静，孩子聪明活泼。”泽尼斯如此完美，任何谴责都是不怀好意的。事实上，不道德的风流韵事、谋杀犯罪就发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可是他们不愿承认。他们也不承认泽尼斯只是美国的一个小城，而且是一个世界上不值一提的无足轻重的地方。他们更不承认自己思想狭隘、沾沾自喜。所有这一切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的心态是相符的。当时，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是放射出锐气、力量、进步以及支撑及教导世界的哲学原理的中心。”这也许就是辛克莱·刘易斯抨击泽尼斯人自鸣得意的隐含目的。 [2]
与中产阶级自鸣得意和势利的特点结伴而行的是虚伪这一恶习。他们经常想，均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表面上，他们是标准公民、守法人士、有道德的正派丈夫，而背地里却与此截然相反。在禁酒年代，这些标准公民本应是这一戒律的卫护者，可他们却在家自制啤酒大喝特局。他们对酿酒法非常感兴趣，聚在一起的时候使互相交流。不仅如此，一有晚宴或聚会的时候，他们便想方设法弄到酒来招待客人，虽然这是违法的，而且价格比平时高得多。然后，在酒性掩饰下，他们大发劳骚，包括禁酒令，说这侵犯了他们的个人自由。但在公开场合，他们虚伪地赞成禁酒令，似乎在坚决执行。正如辛克莱·刘易斯对巴比特所指明的：“他赞成禁酒，但他自己并不身体力行；他称赞限制汽车超速行驶的法令，但他自己并不遵守。”这一断言对巴比特们的每个成员都是适宜的。被称为标准公民的虚伪还从其虚假的道德上得到体现。外表上他们都是道德家——对妻子很忠诚，对孩子很慈爱，似乎沉浸在家庭生活带来的幸福当中。而在内心深处，他们却觉得受到家庭的限制，经常有逃脱的倾向。这就是为什么巴比特要在他家人到达之前早几天到缅因州去度假的缘故。在性生活方面，虽然他们的妻子很忠贞，可他们总在寻找与其他女人的风流韵事。在这方面，巴比特也可充当典型的例子。虽然他对妻子几乎没有爱情，但表面上还是很忠于妻子。而在内心深处，他经常沉溺于与想象中的梦中情人幽会做爱，还总是把这一梦中情人与自己周围的女人对号入座。离开泽尼斯到外地去参加房地产董事会联会时，他和其他标准公民一起去喝酒、看表演、甚至到街头去寻找“女郎”。最后，他揭开了虚伪的面纱，背叛了妻子，和寡妇丹尼厮混。通过保罗·赖斯灵的嘴，辛克莱·刘易斯揭示了巴比特的虚伪：“我的天哪，你对道德问题竟然看得这样认真，老乔吉，我真不乐意去想，你骨子里必然是不道德的。” [2]
以上这些便是二十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商人的特点，他们既标准化又一致化；既注重实利主义，又带文化局限；既自鸣得意，又势利虚伪。他们形成了标准城市泽尼斯的居民。应该注意的是，辛克莱·刘易斯在此用了提喻法，即以局部代表了全体。泽尼斯代表着全美国的小商业城市，而巴比特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所有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巴比特）讲述的不只是巴比特一个人的事，而是所有的巴比特们。一句话，辛克莱·刘易斯的抨击带有普遍性的意义。它是具体的，但在全美国国土上又是共同的、普遍的。 [2]
手法
”在《巴比特》中，成段的细节描写将人物的习惯行为生动而具体地展示给读者，要讽刺生活就是要描写生活，被嘲笑的东西必须同时被展现出来。作者总是自觉力求最大限度的真实可信，一字一句地向读者提供生动详尽的细节。他继承发扬了以美国幽默艺术大师马克·吐温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也吸收采用了英国文学讽刺大师狄更斯在小说中常用的缜密细致、生动逼真的描写手法。商人康拉德·莱特的外貌是这样描写的，“他眼睛底下有两块半圆形的凹窝，像是被银元压过之后留下的痕迹。”在描写巴比特如何戒烟时，作者写道：“他戒烟每月不少于一次，这一戒烟的过程和他身为殷实的市民，真可是相映成趣，他承认烟草有害，发了狠心，订出了戒烟计划，逐日减少吸烟次数，逢人必说修养德行的乐趣。两个月前他画了一张时间表，规定抽每一支的具体时间，欣喜若狂地把相隔的时间拉长，结果见到每天只抽三只雪茄。可惜后来他的这张时间表也不翼而飞了。一星期前，他发明了一个新花样，那就是把雪茄盒放在办公室不常使用的抽屉里。”可过了不到三天，他又动不动就离开自己的写字台，走到柜子前，取出一支雪茄，就这样，他总是故态萌发，还不停地找借口来安慰自己：“事实上，他样样都做到了，就是没有戒烟。” [5]
反语、幽默，本属与讽刺相提并论的美学范畴，这种平行关系决定了它们之间具有彼此互相影响、渗透、交融的特点。反语、幽默可以辅助讽刺来更好地完成瓦解丑的任务。刘易斯的讽刺不是单一技巧的孤军奋战，而是充分调动一切可能的积极因素来共同抗敌。他常常在不同的场合，视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艺术手段，使得以讽刺所达到的批评具有语气上的或轻或重，否定程度上的或深或浅，充分表现出了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反语往往是用赞美的肯定形式来表达批判的否定内容，不是锋芒毕露，而是比较含蓄间接地传情达意。“巴比特正如泽尼斯绝大多数市民一样，认为他的汽车就是诗和悲剧，爱和英雄主义。”商人骄傲自满，为自己有新建的洋房、新式的汽车和豪华的家居而沾沾自喜。正话反说的方式使尖刻的嘲笑戴上了含蓄的特点，语气缓和而不失杀伤力。同时幽默做为“缓冲剂”在指责中加入了爱怜，那笑就像是大海的泡沫一样闪亮却苦涩。立体的、多面性的人物形象展示出来，读者也将谴责的目光从人物个体转向社会制度自身。 [5]
在小说中人物的自我暴露经常以这样的可恶形式表现：他们不停地高谈阔论，讲述自己的观点，听起来好像有根有据，可讲到最后往往是自相矛盾，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巴比特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表述自己对劳工问题的看法，“一个好的工会，它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它拒不接纳那些破坏财产的激进工会。不过，可不应该强迫人家加入某个工会。所有企图强迫人家加入工会的劳工鼓动者通通都得绞死。事实上，咱们关起门来说句话，任何工会都不应该单独存在，与工会作斗争的最好办法，就是每一个商人都应该参加雇主联合会和商会。联合起来就是力量嘛，所以我说凡是没有参加商会的自私鬼就是非得强迫他参加不可。”读者读完这一段后想到的是巴比特本人的确应该被绞死。 [5]
刘易斯创作《巴比特》时，传统斯文的现实主义和那种高雅、只供人消遣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法已经过时，许多年轻作家纷纷另辟蹊径、推陈出新。在《巴比特》中，他一方面力图用自己文献式的现实主义方式揭露批判现实生活的丑陋和虚伪；一方面大胆探索人性的内涵，在作品中表现为对巴比特行为的谅解同情，从而使作品带上了明显的复调特征。小说到结束一直保持了这两种矛盾的声音，但正是这一复调特征使作品获得了不断强化的情绪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巴赫金指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叙述人，也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不可能把一切事情看得那么清，把一切线索都理得那么清，把一个个故事都讲述的那么完整，因为他自己的灵魂深处也有可能是割裂的，自相矛盾的，在他进行人物设计和情节讲述中，可能会无意识地把自己的内心的矛盾在故事中流露出来，这样不仅不是什么坏事，因此也就可以把自己表露的更加深刻。复调小说，其实，就是指作者自己多个人格的对话。小说创作者树立这种复调式的小说创作理念，其作品必然更能反映人性在现实社会的真实的状态。”换言之，刘易斯这种复调叙述方式在再现人的矛盾和复杂的思想感情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魅力，使小说更加真实，从而让刘易斯在当时美国多样化的文坛中独树一帜。 [6]
这种复调叙述方式所具有的模糊性和泛指性远比确定表达更具时空广延性和艺术张力。“从艺术语言来看，未定性与空白就是一种无表达的表达，是对不可表达植物的反向表达，是通过对可疑表达之物的表达来暗含对不可表达之物的表达。”小说《巴比特》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人们肯定当时的价值观，都想发大财，想被人羡慕，想成为上流的一份子，这就导致了价值观的单一性，从而导致社会只有一种话语，那么只有受这种话语宠爱的少数幸运儿才会感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大多数人都会被这种价值观所否定，而他们又找不到其他的价值观让他们得到精神上的依托，所以人们既爱之又恨之。对于这种模糊的心态，如果仍然要把它直接具体化，就会减弱作品的真实感。刘易斯的叙述方式就是对这种不可表达的的一种反向表达，尽管有时这种叙事方式不免有些模糊，但却较好地衬托出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引导读者在阅读中去体验这一复杂模糊的意境。 [6]
作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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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沃尔坡而曾经说过 ：“刘易斯的胜利在于它成功地刻画了巴比特，在毫不袒护他的愚行、势利、诳骗等卑鄙行径的同时，把他塑造成具体与我们自己同样材料的人物。” [5]
辛克莱·刘易斯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巴比特》被称为“美国经济膨胀年代的史诗”。美国著名评论家亨利·路易斯·门肯评论道：“据我说知，还没有哪一部小说能更准确地呈现真实的美国，这是一部高度有序的社会文献。” [3]
作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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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特》精确细腻地再现了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真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刻画出大众文化对当时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影响。真实生动地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与文化。 [3]对美国小城市商界生活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2]
《巴比特》一书出版以来，影响极广，主人公巴比特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一般字典都把“巴比特”作为新词收入，用来形容当代美国典型的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虚荣势利、偏颇狭隘的市侩实业家。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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