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名
- 泰山文化
- 外文名
- Mount tai culture
- 相关典籍
- 《泰山通鉴》
- 时 期
- 古代至1949年等三个
- 演进轨迹
- 政治山、宗教山等再到精神山
- 研究内容
- 研究泰山形成、发展、演变的脉络
历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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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清·阮元语）当二十世纪的最后一页悄然翻过之时，“勒马回看岱岭云”（清人题泰山回马岭刻石之语），就会深切感到，关于东岳泰山的探赜考索，在此沧桑百年之中，确乎是丰富而多彩的。众多的学人专家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数量之丰，水平之高，都远远超迈了以往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从而将泰山之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
泰山研究历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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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分论如下：
古代至1949年
传为汉代人应劭所著《泰山记》当为泰山专著之滥觞，惜其书早已失传，仅在《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古籍中留下片断，据周郢统计，自《泰山记》乃至1949年，泰山专著共127种。自《泰山记》后至明代，见于著录的仅有北宋刘跂的《泰山秦篆谱》。有明一代泰山专著开始大量问世，共有30种之多，其中最著名者当属汪子卿《泰山志》和查志隆《岱史》。
1、清代时期
2、民国时期
泰山专著共胡42种，亦属洋洋大观。如王连儒《泰山游览志》、胡君复《泰山指南》等。值得关注的是高宗岳《泰山药物志》，专录泰山所产中草药，在历代泰山专著中别具一格。这一时期最为权重者当属泰山学者王价藩、王次通父子编辑的大型文献《泰山丛书》。 《泰山丛书》系王氏父子用了四十余年的时间编辑而成。泰山文献卷帙浩繁，王氏父子披阅泰山文献一百八十多种，予以审慎细评，对其中有些篇章的内容还作了实地考察核对，按文词水平和资料价值选录四十种，共一百一十卷。用毛笔手抄成四十五册。按文献内容分甲、乙、丙、丁四集(注：其中一集与泰山无关)：山经水志为甲集(十三种六十一卷)；舆地人文为乙集(三种十四卷)；文苑诗稿为丙集(十四种十五卷)；年谱记事(包括王价藩自撰著述)为丁集(十种二十卷)。全书有例言、目次、后记等。1936年出版《泰山纪胜》、《岱宗大观》、《泰山图说》、《泰安州志》四种作第一辑，内有序、跋和梁漱溟题签，王易门的题额以及出版概况等。《中国丛书综录》收录《泰山丛书》中的《泰山纪胜》、《泰山图说》、《岱宗大观》各一卷。《泰山丛书》全部手稿今存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1989年11月复制印刷，是古代近代泰山著述的《集大成者》[以上参见《周郢文史论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246－277页。]。
二十世纪的学术新思潮的传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产生了一批学术巨子，而这些学术巨子也每每用其新的思维与视角展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研究，泰山文化他们偶有涉及，但却代表了这一时期泰山文化研究的学术高点，同时也反映了泰山文化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精英的新思维。
如章太炎在《訄书》中专设《封禅》一节，在《检论·原教》中也专论封禅。章太炎在《封禅》中称：“人主方教民佃渔，以避蜚征之螫，何暇议礼？”可见,“人主”教民打猎与捕鱼以防飞禽走兽侵扰的草昧时代，尚谈不上礼仪。他认为帝王“封禅为武事，非为文事”。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逐步演变成社会习俗，“彼夷俗事上帝，故文以祭天以肃其志，文之以祀后土以顺其礼，文之以秩群神以扬其职。是其示威者，则犹偃伯灵台者也。”章太炎对斯宾塞社会学思想情有独钟。早在1898年，时任《昌言报》主笔的章太炎和总翻译曾广铨合作翻译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著作《短论：科学的，政治的，思辩的》（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中《论进境之理》（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1]）及《论礼仪》（Manners and Fashion）。 “章太炎行文的思路正是借助斯宾塞《论礼仪》中所阐明的社会风俗习惯的演变与政治统治、宗教统治一样，有其整合社会思想的目的[王天根，《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强调与早期“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东方丛刊》2004年第1期。]。所以他认为“然则所以恶伤土石草木者，在彼不在此；所以用蒲草者，在彼不在此。先王以‘仁物’叫号于九围，而实阴收其利，故封禅可尚也。”[章炳麟，《訄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28页。] 章太炎还从社会风俗习惯变迁、新陈代谢的角度，诠释了具有神秘色彩的《河图》。实际上，随着宇宙的进化与更替，“河图”之说同“封禅”一样，不过是人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断诠释的结果，其原意与章太炎所处的近代社会对此的审视完全是两码事。这样，与《史记》所彰显的“封禅”观念形成强烈对比，为泰山封禅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视角。
泰山文化4、本时期
王献唐的泰山文化研究主要表现在《炎黄氏族文化考》[《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版。]一书中。王献唐认为：“征诸故书所载，泰山一带，为中国原始民族聚居之处”，“往古先民，生聚于斯，万代诸皇，建业于斯……木本水源，血统所在，泰山巍然，同族仰镜”、“泰山一带为中华原始民族之策源地”，“伏羲发源祖地，证以现存地名、山泽名，殆即今之泗水一带。”“伏羲伏字既为族地名称，羲字又作何解？曰：羲犹雄也、皇也，推尊之呼号也。……伏羲亦曰太昊，昊，弘声，声转训大训高，亦犹皇也，雄也，羲也。其称太昊，犹云太皇、太雄、太羲。太即泰字，泰山之谓。《史记》：‘泰帝兴，神鼎一。’师古谓泰帝即伏羲。”[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453－455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 王献唐云：“伏羲族居泰山一带，故称泰皇。……今邹城、凫山、染山均有伏羲庙，鱼台、寨里有伏羲陵，陵南有伏羲画石，其他鲁南各地，如嘉祥、滕州及兰山各处，有伏羲、女娲画石，作蛇身者亦伙。而山陵古迹，父老传闻，时有羲娲旧事，正以地为羲族旧壤，崇祀仰镜，迄今不替，非无因而然也。古代帝王受命，必封告泰山……故凡得天下者，易姓而后，必告泰宗，示不忘本，犹其祭告宗庙之义。”[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534－537页，齐鲁书社，1985年。]主张以泰山为中心，形成了东方的伏羲文化圈。他还认为：“伏羲出于泗水，以泗水之故，知古代羲族实居泰山一带高耸之地，为中国东方古族发源之乡。其源既明，则凡他处如濮县、永济各地，地名与泗水相同者，皆族迁名随，为羲族后徙所居，不能执此以为伏羲生长之乡也。而凡伏羲施政之处，如陈与仇池各地，又皆都迁所在，足迹所经，亦不能执此以为伏羲兴于西方也。”[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492~493页，齐鲁书社，1985年。]
5、十九世纪后期
泰山文化
泰山文化
泰山文化
泰山文化建国后至上世纪末
泰山文化在研究内容方面。一是基础研究比较薄弱。目前泰山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薄弱环节，在于缺少系统的、全面的基础资料整理。由于种原因，泰山历史资料零星散乱，时间跨度大且不系统，涉及门类多且不集中。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钩沉泰山史实殊非易事，但这是泰山研究的基础，功在当今，利及后人，必须要做。二是研究缺乏广度、深度。现有的泰山研究成果，其内容相当部分集中于景点介绍、旅游概述、诗词选录、名人简介等方面，涉及面不够宽，角度比较单一。泰山内涵十分丰富，我们完全应当也能够对其进行如地理的、宗教的、民俗的、艺术的、哲学的等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俗语有“有眼不识泰山”之说，此谓眼之所识者表面之泰山、感性之泰山，眼所未识者内蕴之泰山、精神之泰山。因此，我们对泰山的研究，不能仅驻足于对泰山客观描述的层次上，而应当重在理性分析、艺术观照、宏观把握，重在揭示泰山之深层内涵。现在已有研究者涉足这些领域，但尚未取得相应实绩。在研究方法方面。一是不重实证。一些研究者缺乏踏实作风、严谨态度，在研究中不重考据、不重实证。一些不甚确实的二手、三手资料被作为“定论”、“成说”转来引去，充当论据，以至于讹误相传。二是许多论证浮躁空泛、逻辑混乱。一些文章只是拼凑的一些所谓的新方法、新论点、新成果，罗列一些离题甚远、无关主旨的资料，而并不管这些方法、资料与泰山有无内在的必然联系。这些现象，影响了泰山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立足基础。建立规范、系统、科学的泰山研究体系是泰山研究的当务之急。
2000年后
泰山文化首先，适应现代知识生产的新趋势，泰山文化为总主题从各个不同方面确立课题项目进行研究，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智慧与力量，通力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与实绩。 2001年，马兆龙主持的“泰山文化与旅游经济”被山东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立项，该项目横跨泰山文化、旅游、经济三大领域，紧跟经济发展与转型的的热点，从旅游经济的角度展开对泰山文化的研究与反思。
2002年，叶涛主持的“泰山香社碑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列入山东省古籍整理项目。该课题对泰山十分珍贵的363块长期没有得到重视和认识的香社碑进行了系统细致地整理与研究，获得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调查线索和第一手资料，有很深厚的前期科研基础，是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它不仅为今后的进一步解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在今天的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工作中也有理论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
当代历史著作《耆老回首》可以说，该论文首次全面开拓了关于泰山香社的研究。系统地描述了民众的进香活动，弥补了泰山文化研究中对于民间信仰行为观察、描述和学理分析的缺失，揭示了以泰山香社为代表的中国民间信仰组织的基本形态。对民间信仰组织生成、发展的内部组织结构和外部社会基础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与分析，并在宏观政策的层面审视了国家对民间信仰的不同态度，这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助于人们认识和理解民间信仰的运行机制与功能，推进了关于中国民间宗教结社问题的讨论，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
2002年袁明英主持的“泰山石刻资源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及应用研究”被泰安市科技发展计划立项，该项目动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泰山石刻资源进行研究与保护，为泰山石刻的研究与保护开辟了一条现代技术路径，确属独辟蹊径之作。
当代历史著作《中华泰山儿女》
当代历史著作《中华齐鲁儿女》
